章先生当年学习的环境，和今天大为不同。在章先生求学的时代，不但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精深研究的前辈还健在，教授们和学生们的关系也单纯而亲密，对于愿意请教的学生，老先生们总是倾力相授。在前辈的教导下，章先生的学术研究承继着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以通驭专”的学术传统，“即一方面尽量扩大知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力求打通知识世界的千门万户，取得一种‘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整体理解”。 “在中国学问传统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史、哲真的没有分别，而是说，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不能在彼此绝缘的状态下分途而孤立地追求。”(余英时，《张充和诗书画选》序)章先生的学术研究包括易学、史学、小学、文论，可以说文史哲都包括了。和先贤不同的是，章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20世纪的下半叶展开，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援引西哲的著作，以及对当代文化批评、现代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等)、社会学、乃至当代诗歌等的关注。章先生把视野投向了当代学术的前沿，体现出新时代的“以通驭专”的学术品格。

　　2003年，章先生在自己的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序言中，提出了“全人格”的观点：“艺术欲达最高之境，必与全人格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聪明秀出之辈，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以自养，实乃天性使然，而此种养分又促使其人格发展之健全。至最后，文化、技艺、人格混然为一，从而成就其‘全人格’。”可以说，在艺术教育日益变得专业化、学科之间的分际也越来越明显的今天，章先生不但提出了“全人格”这一重要的艺术理念，他本人还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

　　杜子美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董香光论书云：“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 最近，我通读了章先生的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是20多年后的重读，深感它们都经历住了时间考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佳作。章先生以学问为千古之事，作书刻印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他的《石门颂》临本，有黄石斋遗韵的小字、气势磅礴的榜书;他刻的“佛魔居”、“佛魔”等印章，没有丝毫的苟且，却又沉着而生动，笔笔刀刀“都有精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