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祖安先生的四十幅新作，巨制岿然，在萧山邱氏新建的办公楼展示，布满了七八十米长之大厅。甫入展厅，顿觉气势迫人，仿佛置身于高山大川间，凛凛然有崇高之感。章氏此次的新作，较之2011年的个展又有新气象。我在《章祖安先生其人其书》一文中曾言“我坚信他日后的精进，是永不止步的”，却不意仅隔几载，已精进如斯。兹从中检出可作代表者，聊抒一孔之见。

　　《李白〈送友人〉》中堂。我在拙文中，将章氏自家面目鲜明的作品称之为“章体”（如《文武双修》联），此类作品“增加了圆笔的运用，点画时作弧形，加以章草笔意，字势端庄且飞动，寓静、动于一体”，并预言此种书风将是章氏今后创作的主流风格。《李白〈送友人〉》是典型的“章体”风貌，但比《文武双修》联更为成熟。字大如碗口，墨极浓黑，以三层夹宣写就，用笔沉酣，霸悍气十足。章法作四行，大小参差，一气呵成，颇为痛快淋漓。此作书写难度极高，盖字大、墨浓、纸厚，非具大笔力者不办。清代碑派开山邓完白，天生神力，倘以笔力而论，此作元气鼓荡，已不逊之。其中“此地”二字，章氏尤为得意，上字势横，下字势纵，字态矫健，有龙战虎争之象。整幅气局宏大，用笔精微，衄挫之动作极为丰富。晚明个性书家擅作巨幛大轴，字势连绵，往往得势，然用笔之精微处亦失，此乃其不足之处。章氏的用笔固然借鉴了清代发展起来的碑派技法，但在碑派书家中，亦极少见有如此丰富的笔锋变化。如于右任用笔平顺；沈曾植虽作拗势，其“翻笔”实亦平顺；康有为稍具绞转之势，但并不强烈；惟陆维钊先生“天地乘龙卧；关山跃马过”联有此丰富之变化，惜不多见。章氏此种绞转笔法，进一步丰富了碑派技法的表现力（章氏并不以自己为碑派），突破了旧有的用笔规范，当视为对书法创作技法之贡献。他曾与人解释其书法用笔的动作，颇为复杂——正由于复杂的运笔过程，才得以形成了丰富的用笔内涵。章氏精通武学，其以腕震笔的动作实与剑术、鞭法相通。盖章氏援武入书，从剑术、鞭法得悟笔法，此正如古代书家观公孙大娘舞剑、担夫争道，由自然中汲取了创作灵感。在书法实践上，章氏是笔法中心论者，“以用笔为书法技法之第一要素，又以为结构源于用笔”（章祖安《陆维钊书法论》），加上他深入传统，天赋又高，故能创出富于变化又契合自然的独特笔法。从整体上看，此作不仅笔法独创，结体亦了然不见前人痕迹，他所曾致力的东坡、黄道周、沈曾植、马一浮、陆维钊等皆无踪影，此可谓“蜜成花不见”，摆脱了旧有的羁绊，从而形成深沉博大的自家气象。

　　《殇哉幸乎》联。章氏一生对《石门颂》致力甚深，此联盖以《石门颂》为基调，融合篆、行、草诸体，已开融合四体书之新境。历来之书家，从《石门颂》得笔者有之，融合诸体书者亦有之，但以融合之高度、完美度而言，此联诚为杰构。章氏此种融合体，本已有“章体”为根基，加之美学认识上的高度，故融会贯通，自然而然，破茧而出；非如板桥之“六分半书”，拼凑组装，则似大杂烩矣。此种手段，在前人是没有的（陆维钊先生亦未曾涉及），故章氏亦颇为自许，矜为创格。此联字形更大，气象庄严，有如龙行象驻，真气弥漫，配以相应语境之内容，颇有“天人合一”之宇宙感。倘说《李白〈送友人〉》的书写尚有赖高难度之技法，此联则纯以意运，恢恢乎神游四方，了无挂碍，其意蕴之高深，已非凡人之境。此联结字，概以正面对人，端谨肃穆，其“态”可谓正矣；然细察其点画结撰处，亦有出人意表之笔，如下联“雌”字“此”部末笔作弧钩状，与“隹”部首笔巧妙呼应，令人叫绝。评者有云，章书“正态奇姿”，此正可为其注脚。刘熙载《书概》云“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心思”与“魄力”、“微”与“大”，其对立愈强、融合愈洽，作品所含之美学意蕴亦愈深，此中奥秘，章氏诚得之矣！此联章法，字距似嫌稍紧，曾质之章氏，章氏曰否，盖字距紧则幅面满，满则元气充沛，而正大从容之气象亦愈见矣。

　　《鸠摩罗什语录》轴。此轴字字独立，可作章草观之。线条极凝涩，收笔处每呈“发毛”之颗粒状，盖笔锋聚而不散，具千钧笔力者也。在“章体”中，章草的成分显而易见，但章氏很少作正式的章草作品。此轴字形大小参差，点画不拘长短，显然与严肃的章草有别。此种体式，固不以法度见长，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活泼泼的生命力，意趣隽永，非一般章草可比拟。盖一般习章草者，师仿汉后之作；章氏则功在两汉（尤得力于《石门颂》），神而化之，宜有此创造。当代写章草者，王遽常先生堪称大家，其法度备、个性强，惟面目单调，意趣亦稍逊。章氏虽不专攻此体，而意趣实过之。此轴新意独具，造境颇深，然概以圆笔为之，不如《李白〈送友人〉》方圆互参之写法。圆笔之写法，乃章氏区别于沈（曾植）、马（一浮）、陆（维钊）诸家之重要语言，亦为章氏从《石门颂》汲取之技法心得，然从符合章氏之个性而言，窃以为方圆参半似更合适，不知章氏以为然否？

　　以上三件作品，分别为“章体”、“融合体”与“章草”之代表，虽然创作手法与面目各异，但其中的“章味”却颇一致。章氏在《陆维钊书法论》中曾云：“他（陆维钊）不重复古人，亦不重复自己，每幅创作面目各异，即使否定此幅，也绝不影响到彼幅，但整体又是多样的统一，一望均知为陆维钊所作，他的创作意识在当代具有典范作用。”斯语虽为评论陆书，但正可移之于章氏自己。从这次展示来看，章氏的书法创作已日臻成熟，书风亦愈趋整体而多样化，骎骎然已入崇高之境，而其所倡之“全人格”，亦彰然而显矣！

　　大凡论及书法之美，或曰金石气，或曰书卷气，概不出此二者。章氏之书，倘誉以其一，皆非是，若以二者兼之，亦恐不能说其全。大凡论书者，又多喜以儒、道、禅相喻，庄子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此种品格与气象，在章书中俱有体现，然章氏之书，亦实非某家精神所能局限者。大哉章书！何以喻之？惟“崇高”之境，差可近之耳。“崇高”之艺术，必为庄严而富力量感者，这在东西方皆如此——譬如古希腊罗马之建筑、吾国商周之鼎彝，章书之精神，与之同伦，其无论动静，皆含弘光大，可谓妙相庄严。书画艺术之实践，庄严与游戏，二者可谓相反。吾尝谓画或可“游戏”，书则不可，若以“游戏”心待之，辄绝难至高、深之境。故“庄严”者，既是书法至高之境地，亦为习书所宜蹈之正途。章书书风庄严，且用笔具大力，则非“崇高”者何？章氏有言：“范宽之《溪山行旅》，乃崇高之境，后世无继者。艺术虽各有擅场，总不如‘崇高’能使人瞠目结舌。此正余晚岁心之所系、全力以赴者。”伟哉章书！既具非凡之天骨，复以识高而自渡，则焉能不入崇高之境？

　　章氏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序中云：“艺术欲达最高之境，必与‘全人格’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聪明秀出之辈，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以自养，实乃天性使然，而此种养分又促使其人格发展之健全。至最后，文化、技艺、人格混然为一，从而成就其‘全人格’。”章氏不仅提出“全人格”理论，而且身体力行之，其“文化”、“人格”固不待言，于“技艺”亦颇为重视。一般论艺者，以技为下，道为上，喜以大言相标榜；殊不知技之不存，道将焉附？当今之书坛书家，文化之缺失固为其短，然技法之不逮，更为其弊端焉。矧纵观书史，称巨匠者莫不于技法、样式上有所突破，如右军去除钟书隶意而成“今体”，鲁公一改二王笔法创大字楷书，青藤、觉斯等创高堂大轴行草法，完白、悲盦创立碑派技法体系……今人好高骛远，动辄言境界、修养，而忽技法不足为，焉得智？章氏年近八旬，犹且孜孜不倦，以为“能在技巧上作出新贡献才是最高的贡献”。他在笔法上的探究，亦正为其在书法技法、样式上的建树。

　　我曾在拙文中说：“先生于花甲之后，得以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并不仅仅限于自我的书风面目，而是置于书法史的坐标，可与晚清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民国于右任、李叔同、马一浮乃至现代陆维钊等碑派书家相继，亦即有着与前人一脉而能相承之意。”今更为进一步申之：以上晚清与民国诸家，皆已入史；倘新史再续，以学养、创作以及对技法贡献而论，章氏必入列焉。

张小庄 天津美术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