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庆，我有缘在青岛随侍先生数日，其间共登小珠山，并游海滨银滩。因初次相识，未敢冒昧请教。先生气度恢弘，目光如炬，谈吐之间，思维敏捷而珠玉腾涌，然了不及学术与书法。古人云，知其不可言而言之，是谓失言。先生大概已经习惯身边人大多是不可言之人了罢。

　　章先生学识渊博，对于文字亦相当考究，拜读他的文章、访谈，掩卷之际，未尝不心悦诚服。更为重要的是，章先生喜欢说真话，则更多了一分可敬之处。比如，在讨论陆维钊先生的书法成就时，先生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他同时坦荡地说，如果有人认为他故意溢美老师，则“我失人格，先生亦将因拙文遭物议，则我负先生矣。”对于今日教授质量的下滑，先生亦不避讳，他以自己为例，相比于五十年代的业师蒋礼鸿讲师，认为不能及其十一。在谈到振兴国学时，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振兴不在形式上的古装道袍、摇头晃脑，装神弄鬼不仅令人失望，更令人厌恶。

　　关于艺术，先生认为本来是有闲人从事的。我以为说到了传统艺术的关键。除了才情，书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反复揣摩、印证古人的观念、手段与书迹。作为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时间的锤炼与心态的从容是你能否成为内行的重要保证。但是今天学习书法的人，稍有所得便奔走天下，见面寒暄，所言无非润格、收益，罔不论书法为何物。直到才气挥霍殆尽，不过外行一个。所以章先生不断警告学习书法的人，在反复琢磨的过程中得到乐趣才是真正的回报，而今天人所定义的“成功”，未必真的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虽说章先生一直执教于美术学院，但他的书法并非美院专业训练所成就。先生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其时杭大集中了姜亮夫、夏承焘、陆维钊等一批知名学者，章先生学书想必也是语言文学之外的余事。但毕业之后，他数十年从事大学书法教育，并成为国内最早的书法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之一。书法成为专业，是过去未有之事，其优势与弊端，想必章先生再清楚不过。可以猜测的是，无论哪个层次的学生，他们的知识结构与章先生可谓迥异，其实现目标的路径亦大不相同。章先生执教其间，于此难免不会有种种思考。“书以人传”的传统是不是应该改变?学问与书法技巧孰轻孰重?视觉化的倾向与雅趣的衰落有无内在关联?在物权时代，是鼓励学生清贫自守还是尽快成名成家?作为书法专业的教授，这些问题章先生似乎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回应，而这些问题在他自身的知识体系中其实根本不成为问题。比如，章先生关于书法的核心观点是：“书法的基础是用笔，最高是用笔，到最后还是用笔。”而现今“摆字”成为一种低成本的流行，用笔的内涵成为美术(艺术)学院系统越来越忽视而遥不可及的东西。无论章先生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怎样的答案，从著作的字里行间，都不难读出他的无奈之处。

　　先生书法令名远彰，尤以行楷见著。往见《七律四首》一页，含蓄蕴藉，有苏东坡、黄石斋遗意，略参马一浮先生迟涩旨趣;又见丁亥年所书“唱晚亭”匾，结字出北朝碑板，古茂醇厚，行笔则弃其皮相，略无疑滞，与号称雄强者大异其趣，隐约可见弘一法师早年风调。章先生曾说，“在现代书家中，格调最高者无过马一浮;刊落锋颖，恬静不食人间烟火气，无过李叔同。”从先生书作中，似亦能印证其见识之一斑。如果说上述作品体现出章先生“适独坐”的一面，则先生近年的大字作品，则多讲气势，当有“惊四筵”的效果。此外，先生临摹汉碑(如《礼器碑》)及镌刻印章(如“佛魔”)皆有精深过人之处，又非晚学如我所可一一礼赞者。

　　辛卯端午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