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在近世大放异彩后，在当代却于热闹的外衣下隐现浮躁、空泛、颓靡的倾向。像康有为、于右任、弘一等那般具有大气象、高境界的书家已再难觅。究其原因，是那一代大家们无一不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切实的实践功夫，并且都有着崇高的追求与历史担当精神。而当代书法艺术的去人文化，书家重小技巧，流于轻滑、浮靡，缺少大而活艺术品质的追求与为中流砥柱的魄力，相反时效、轻巧、实用等倒成为一种时尚，这种弃艺术传承与“国之器”的大用而追求一己私利，是书风落入轻靡之途的根本原因。当“人书合一”“知行合一”被“避难就易”的艺术追求倾向取代时，要想再出现那种高山大川般雄伟恣肆的书象已是奢望，满眼望去，皆是花盆式的风景……

　　在这种境况下，去审视章先生其人其艺，便会倍觉珍贵。

　　章先生是在着力营造着字象的。无论是行草，还是正书，无论是大字，还是小楷，他似都以“严以律己”的态度赋予其作以特有的品格。他早年的《书黄道周逸诗册页》如此，后来的《高似孙水仙花赋句联》亦如此，而近年来一些大字作品，这种趋向则更为明显，像“龙”“搏”“击”“欲”等单字镜片，《应万山红遍展联》(天翻地覆)、《思齐居》等作品，那种“唯我独尊”“势在千里”的字象已跃然纸上。古人说，好书唯观神采，不见字形，这是就“字之工具性”已悄然服从于书写者之风度气格后而言，读章先生近作，已然是这样的感受。

　　古今大家，于一碑帖或一家立得根基，便形成自己书风基调者比比皆是，李邕之于王羲之，黄山谷之于怀素，祝允明、文徵明之于黄山谷，近代吴昌硕之于石鼓，马一浮之于朱熹，黄宾虹之于金文……他们之所以于所习者能得心应手，要皆都缘于品性相近的原因。章先生虽于钟繇、魏碑、鲁公、东坡、黄道周以至马一浮、陆微昭等都用功极深，但《石门颂》终为其第一亲近物，他心摹手追，不遗余力。他将马一浮评《石门颂》“得其骨易，得其筋难，得其气易，得其韵难”作为自己解《石门颂》之一把钥匙，数十年来，在该碑中印证了自己孜孜以致之的“清、厚、奇、古”书之四德，可谓将马一浮于《石门颂》之评经过自己切身的验证后，更准确地加以了概括。“骨清，筋厚、气奇、韵古”，这既是对《石门颂》的礼赞，也是章先生给自己书品所定的方向。读先生近年来的诸多大字对联，常隐隐见《石门颂》之气息。他能以一种几近霸悍的用笔表现出《石门颂》那已臻空灵俊逸的境界，除了是以心境的平远壮阔去统摄，我们似再找不到更适合的解释。这种“心”“力”的相互交养，使先生的“字象”日益鲜明。

　　中国的古代书论实际上是一门实践体验之学。书法缘于其“道”、“器”同一的本质，使许多在行外人看似虚无缥缈的论断，在深入实践者那里变成了最真切的感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见其高贵之处。章先生在自己的实践中，参悟验证着古代书论中的精妙处，多次著文解其机杼，于时下心浮气躁的食古不化者无疑是一剂良药。在当代，像他那样能知行合一，虔诚如信徒般珍视古贤的“只言片语”者，实属罕见。忘记历史是无知和背叛，同样，读不懂历史，亦是无知和背叛。古代书论和法帖是古贤通古参天的产物，是一条中华智慧之河，在这重经济的快餐时代，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责任感者才能从心底生发出使之发扬光大的勇气来。章先生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自序中，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的际遇，作了理性、深刻、深情的论述，他说“书法是一慢熟的艺术，却碰上了一个‘快吃’的时代。书法，无论如何的‘热’它，还是慢熟。‘热’只是形象地显现了一种迫不及待地想‘快吃’的心理。经济驱动的力量大得不可阻挡。青年朋友们碰到具体问题也实在太多。行色匆匆，正在急速地丧失细细品味的时间、耐心与能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太厚重，它既是财富，也是一种巨大的负荷。”“我看到一些读书种子、业务尖子，由于缺少另一种能力，而被目为失败者，所以，这些年来，我已不再劝青年朋友要‘耐得清贫’这样的话。但另一方面，我又相信那么多青年人，总有人为了这门传统的书法艺术而耐得清贫的。”体其言语，一位饱经风霜而又心热、通脱、自信的“长者”形象跃然面前。

　　然而，章先生是自负的。其实历史上有大成就的书法家骨子里都是自负的，陆游说“五百年后言自公”，祝允明在一件作品后题道“神在千五百年前”，都是何等气魄!一座高山，他谦虚是高山，他自负时亦是高山;相反，一个小土丘，他再自负也是小土丘，他再谦虚还是小土丘。如此看来，自负与谦虚和艺术水平高低并无必然联系。

　　章先生书法以雄强著称，这雄强中自含一种霸悍之气，正其自负性格之外现也。在书风靡弱之际，所缺的正是昂扬向上之雄强之气，雄强之气博而大，霸悍实为致雄强之一途径。潘天寿先生有方印曰“一味霸悍”，实亦其心向雄强之自白也。作为潘天寿、陆微昭先生后继者的章先生，雄强自是其主要取向，但在他最近的一件《虚无益充实》条幅作品的题跋中道：“书法作品中什么也没有却应有尽有，此所谓无限充实也。”可知霸悍、雄强亦只为其自设书法发展之一阶段也。这使人们在惊诧叹服其已有的巨大成就时，以书法史言，不由得又充满了无限期待。

　　(孙稼阜 《书法》杂志副主编)